1964年1月27日8时左右，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的一栋公寓楼（赫鲁晓夫楼）的库普利耶娃家突然透出浓烈的煤气味道，邻居察觉到异常后以为库普利耶娃家发生了煤气泄露，立即打电话给了消防队——
消防队员赶到后发现门从里面反锁着打不开，于是强行破门而入（一说架了云梯从阳台处进入），接下来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一副极为血腥的惨状：厨房里开着煤气并有火光从煤气灶处冒出，这点火不大，被很快扑灭了，但在接下来的火情检查中，消防员们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血腥一幕：
屋内被翻动得一片狼藉，所有的橱柜门都被打开，里面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丢的满地都是，到处都是喷溅型的血点。房屋的主人——时年37岁的库普雷耶娃衣衫不整地惨死在客厅里，浑身都是鲜血，头部和肩膀上有数处创口，库普雷耶娃3岁的儿子尤拉·库普雷耶夫被杀死在厨房里，身上也有多处创口。
被这一惨状震惊不已的消防员立即用库普雷耶娃邻居家的电话报了警。
列宁格勒市警察局接手了这起案子，虽然当时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谢洛科夫（他是苏联现代警察制度的缔造者）还没有成为苏联内务部部长，还没有对苏联警务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苏联警察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工作待遇很差，工作压力很大”，但不等于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血案列宁格勒警察局就能躺平摆烂和疯狂摸鱼，他们高度重视这起案件，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专案组，迅速开展对本案的侦办工作。
经尸检，库普雷耶娃身上有十五处斧头之类的钝器造成的砍伤，致命伤位于头部的四处砍伤，直接死因系颅脑粉碎性骨折造成颅内大出血；尤拉·库普雷耶夫身上有八处钝器砍伤，致命伤也是位于头部的五处砍伤，颅骨几乎被拍碎，死状惨不忍睹。
现场的门没有被闯入的痕迹，这就是说，门是从里面被打开的，也就意味着凶手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的室内。
在室内勘查中，警方在卧室内的钢琴侧面发现了一个血手印。又在阳台一堆烧焦的垃圾中发现了一柄木把被烧焦的斧头。
现场的餐桌上还留着吃剩下来的早餐，但是在餐桌上留下来的指纹却不是库普雷耶娃母子的，那就意味着：是凶手在杀死了库普雷耶娃母子后，还优哉游哉地享用了库普雷耶娃做的早餐。
由于案发当天是列宁格勒封锁解除2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这天放假，事发公寓楼里的居民基本都在家，通过现场走访，列宁格勒警方获得如下线索：
1、库普雷耶娃的丈夫说，他们生活平静，妻子也是一个老实人，孩子还小，家里没什么值钱的财产，也没得罪过任何不怀好意的人。
2、库普雷耶娃的邻居证实：7点左右，他们听到库普雷耶娃家传出大音量的音乐声，虽然他们知道库普雷耶娃平素里喜欢听音乐，但今天的音乐放得实在是太响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音乐才停止。
3、一名邻居反映：她6时30分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库普雷耶娃家房门正好开着，她看到库普雷耶娃正在给女儿准备早餐，两人还热情地打了招呼，随后库普雷耶娃将门关上。
4、两名下夜班的邻居反映，他们在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眼睛 、厚嘴唇的少年曾经在库普雷耶娃家的附近游荡。
“小眼睛 、厚嘴唇的少年”，负责笔录的警员一激灵：“我靠，不会是阿尔卡季·尼兰这小子干的吧？”
旁边一名警员插嘴道：“不能吧？这小子还不到15啊？”
阿尔卡季·尼兰，1949年1月28日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贫困的吉普赛家庭，其父母始终在为了高过温饱线“一点点”的生活而挣扎，自然没有多余精力教育孩子。所以，尼兰从小就处在无人管教的“放养”状态，周围人对他相对统一的评价是：“残忍、不受控制、没有受过教育、很难相处的孩子。”
尼兰年纪虽小，但在列宁格勒警察这里他却是个“熟脸”。
1956年，只有7岁的尼兰第一次因为盗窃被失主当场人赃并获并扭送至警察局，面对这么小的孩子，警察也没办法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仅仅是严厉训斥一顿后就把他放了。然后这个场景在之后的五年里反复上演——被扭送来到警察局的时候，尼兰总是一副认罪认罚的“乖乖脸”，因为他知道以他的年龄，警察除了训斥他一顿再把他送回家并要求他的父母加强管束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而他的父母对他的管束等于没有，于是他有恃无恐。
在忍无可忍之下，1961年时12岁的尼兰被原来的学校开除（理由是盗窃和学习成绩全数挂科），被转到一所以严厉著称、形同监狱的寄宿制学校（搁中国就是曾经的工读学校），但没多久，尼兰就从寄宿学校逃跑了。几个月后，他在莫斯科因为盗窃被莫斯科警察抓获，但莫斯科警察也没有办法对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样，也只能训斥他一顿后打电话给列宁格勒的同行，叫他们派人来把这个小王八羔子提溜回列宁格勒好好管教。
管教是管教了，然而有用吗？并没有！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尼兰除了继续扒窃外，还“升级”了“打法”，盗窃从扒窃发展到入室盗窃，还对单独走路的小女孩耍起了流氓，连续犯下了好几起流氓案件，甚至还戴上了黄铜护指当街拦路抢劫，因此尼兰更是将去警察局当做回家一般，但他犯下的这些案子无一例外都没有被判刑，因为法院认为他年龄还小，还不具备完全刑事能力，因此只能在警察局拘留一段时间后再放掉。
1964年1月26日，尼兰和同伙库巴列夫谎称是去富裕的家庭收废报纸，前往库普雷耶娃所在的公寓“走空门”，一连偷了包括库普雷耶娃家在内的三户人家，在离开的时候看门人发现他们身上压根就没有废报纸，于是就将他们拦下后盘查，结果从他们身上发现了150卢布的现金和一些贵重的首饰，于是看门人当即报了警。
警察赶到后一看到尼兰就是一副怒其不争的表情：“怎么又是你小子？”
然而，可能是因为回警局真的就跟回自己家一样的熟悉，所以当尼兰被带回警局后就被随便往走廊的一个长条椅上一坐，也没给他戴手铐，之前都是这样的，尼兰一般都比较老实地在长条椅上坐着等待警官申请好询问室再把他提溜到询问室里去。但是这一次，他竟然趁着警官去办手续的时候跑了，就这么跑了。
前一天刚刚在同一栋公寓楼里“走空门”，还进过库普雷耶娃的家，隔着第二天库普雷耶娃的家就被血洗了，虽然警察们心中还有疑问，但到目前为止来看：阿尔卡季·尼兰显然是本起案件的第一嫌疑人。
另外，在现场餐桌上提取到的陌生指纹和尼兰留在警局里的案底指纹比对上了，这进一步加大了尼兰身上的嫌疑。
不管怎么样，先把人找到，薅回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在列宁格勒找了一圈，没发现尼兰的踪迹，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还有个库巴列夫还在警局里关着么？于是乎，这位同样只有15岁的库巴列夫就挨了“警察蜀黍”们一套酸爽的“大记忆恢复术”：“说！尼兰跑哪里去了？”“说！库普雷耶娃家的案子你知不知情？有没有你的份？”
很快，库巴列夫就全招了，他承认1月26日那次入室盗窃之前，尼兰曾跟他说：“我们现在的年龄，不用害怕受到惩罚，我们干什么都会被原谅的，所以与其这么小偷小摸，小打小闹，还不如干一票惊天动地的大的，等到成年后就干不成了，所以要抓紧趁现在，比如说——杀人、强奸……”
并且，库巴列夫还招认尼兰曾跟他说：“要是干了‘大的’后没被警察抓到的话，那列宁格勒短时间肯定也是不能待了，他说要去苏呼米，那里是度假胜地，他将在苏呼米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乎，列宁格勒警方迅速采取行动，通知苏呼米警方查找尼兰的姨妈家并进行布控，同时对苏呼米乃至整个阿布哈兹的火车站进行布控，并对所有发往阿布哈兹的列车进行盘查。
1964年1月31日，苏呼米那边传来消息，尼兰被抓了，就在苏呼米火车站。被抓的时候尼兰还穿着1月27日作案时的衣服，衣服上的喷溅状鲜血历历在目。
2月3日，尼兰被两名专程飞到苏呼米的列宁格勒警察“薅”回列宁格勒，乘坐的是向来以提前到达著称的苏联民航，这是尼兰这辈子第一次乘坐飞机，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回列宁格勒后，阿尔卡季·尼兰以异常冷静的语气讲述了他在1月27日上午作案的全过程：
“我从警局逃跑后藏在一个地下室里过了一夜，并且下定决心第二天再去那个公寓抢一笔钱，然后去苏呼米开始我新的生活。我把目标确定在头天去偷过的那家（即库普雷耶娃家），她家平时只有女主人和一个三岁小孩在家，她家有收音机和彩电，家境很不错。”
“第二天一早，我自称是邮递员，有一份邮件需要房主亲自签收为借口骗开了房门，在确认房间里只有女主人及她年幼的儿子后，我锁上房门，掏出藏在身上的斧头，偷袭打倒了女主人，随后将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盖住房间里的声音后，用斧头猛砍了女主人15下，直至她没有呼吸。然后，我又对那个三岁的小男孩砍了8下，将小男孩砍死。”
“杀完母子俩后，我仔细的搜查了房间里的每个抽屉，找到了57卢布，100卢布的债券和一台照相机，我觉得这个女人还有点姿色，就用相机拍了一些她半裸的照片，打算用这些照片卖给报社卖点钱。这时候我肚子饿了，就坐在餐桌前，吃光了女主人做好的早餐。吃饱后，我拿走了一些冰箱里的食物（一袋橙子和一袋苹果），打算在去苏呼米的路上吃。临走的时候，我打开了煤气，放了一把火后离开了现场。”
“我知道我干的这些事放在成年人身上肯定是会被枪毙的，但我是未成年人，我杀人的时候还没满15岁（还差一天满15岁），所以你们最多判我无期徒刑，我要是在监狱里表现好的话，10年后就能被放出来，到时候我也不过25岁，还有大把的青春好时光等着我享受。”
“只要我没有成年，那我干什么都会被原谅的，法律将为我开启绿灯。”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按照当时苏联的刑法，苏联公民年满18周岁才算成年人，只要未满18周岁，犯罪后只要认罪悔罪，其处罚相较于成年人是有大幅度的从轻空间的。对未成年人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且如果在狱中表现良好、积极改造的话，最多十年就能被释放而重新回归社会。
而阿尔卡季·尼兰在被捕后的表现也确实算得上良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按照常理，最多也就判他个无期徒刑。
可是，他那句挑衅意味十足的“只要我没有成年，那我干什么都会被原谅的，法律将为我开启绿灯”的话被披露出来后，先是引发了列宁格勒人民的集体愤怒，进而引发了整个苏联人民的集体愤怒。
原本给未成年人从轻处罚是出于他们年龄尚小，未来还有无限可能，还有回归社会的空间以及愿意接受改造的思想意愿的考量，然而从《真理报》披露出来的尼兰的罪行以及在认罪过程中那副有恃无恐的态度使得苏联民众断断难以相信这样嗜血的杀人恶魔还有悔过的可能性和改造的空间。
因此，列宁格勒市民们走上街头，来到列宁格勒市市委大楼前请愿：要求判处阿尔卡季·尼兰死刑！
紧随列宁格勒之后，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地的民众也走上街头，请愿要求处死阿尔卡季·尼兰。
与此同时，大量的苏联社会名流给赫鲁晓夫、柯西金等人写信，要求苏联最高领导人介入此案，总之一句话：必须要让阿尔卡季·尼兰伏法伏诛。
在了解案情经过后，原本脾气就很不好的赫鲁晓夫破了大防，他在苏联政治局会议上咆哮道：“绝对不能允许在我们的任期内出现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更不允许这种毫无人性的少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花园当中长大成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的提议和推动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64年2月17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在特殊情况下对少年犯适用死刑的决议。而且一改法律生效期一般为通过时间开始算起的惯例，而是允许进行溯源。这就意味着，列宁格勒法院可以援引这项最新通过的决议判处阿尔卡季·尼兰死刑。
虽然有部分苏联法学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只有“真正的”疯子才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尼兰只是一个孩子，他仍然可以接受再教育！相信他能改好，应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对此，赫鲁晓夫的回应是：“等有一天你们的老婆和孩子也被尼兰这样的少年犯残忍杀害的时候再来和我讨论是否应该相信他能改好，应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的问题吧！”
1964年3月23日，阿尔卡季·尼兰以抢劫杀人罪被列宁格勒法院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很快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在西方国家，尼兰案在没有足够深入披露案件的本质及其细节的情况下，它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被用于反苏宣传。他们说：在苏联，即使是儿童也会被枪毙！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爆发了抗议苏联政府处决阿尔卡季·尼兰的示威游行，甚至有人向联合国控告苏联无视国际法、践踏基本人权——
苏联方面对此的回怼十分霸气：“你们这些人只愿意关心尼兰，关心这个杀人犯。你们根本不关心库普雷耶娃和尤拉的命运，他们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是完全无辜的，但他们却被罪犯残忍的杀害了，你们有谁关心过他们？你们是否一定认为这样的杀人犯能被改造好，要是再次犯下杀人罪，伤害到更多的人，你们是否愿意替受害人偿命？”
1964年8月11日，阿尔卡季·尼兰在列宁格勒被执行枪决，成为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唯一被执行枪决的少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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